仓库门口的空地，永远是城市里一块流动的“劳动力驿站”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穿着旧夹克、解放鞋的临时搬运工们就陆续聚在这里，有的蹲在石阶上抽着烟，烟蒂在脚边积了一小堆；有的靠着斑驳的砖墙，眼神望向路口，盼着有货车停下，摇下车窗喊一句“要搬货的”。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，或是从更远的县城来城里找活干的，没有固定的雇主，全凭当天的运气和力气谋生。
老张是这群人里的熟面孔，今年五十六岁，背有点驼，那是常年扛重物压出来的。他总带着一副洗得发白的劳保手套，手套掌心磨出了几个洞，他就用粗线简单缝补，说这样“抓东西更稳”。今早他不到六点就来了，揣着两个凉馒头，蹲在树底下慢慢啃。“昨天运气好，跟着一辆大货车卸了整整一车瓷砖，挣了三百块，够给孙子买两箱牛奶了。”他跟旁边的年轻人闲聊，嘴角带着点满足的笑意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。
七点多，一辆印着“生鲜配送”的蓝色货车轰隆隆开过来，司机探出头喊：“有没有力气大的？搬冻肉，五十箱，卸到仓库里，一百五现金结！”话音刚落，四五个搬运工立刻站起来，老张动作不算快，但也紧跟着走了过去。货车后门打开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冻肉被裹在厚厚的保温膜里，每箱足有四十斤重。老张深吸一口气，弯腰用肩膀顶住箱子底部，双手扣紧两侧，“嘿”地一声，箱子就稳稳地落在了他的肩头。他迈开步子，一步步往仓库里走，脚步沉稳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，仿佛肩上扛的不是冻肉，而是一家人的生计。
仓库里没有空调，只有几台老旧的风扇在头顶吱呀转着，可搬运冻肉时，寒气还是会透过衣物钻进骨头缝里。不一会儿，老张的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仓库的水泥地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他时不时会停下来，用袖子擦一把汗，然后继续弯腰、起身、扛货、行走，重复着简单却耗力的动作。旁边的年轻人扛了几箱就开始喘气，老张还不忘叮嘱：“慢点走，脚下小心，别摔了，这冻肉摔破了咱们可赔不起。”
两个小时后，五十箱冻肉终于卸完了。司机点清数量，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现金递给他们。老张接过属于自己的一百五十块，小心翼翼地叠好，塞进贴身的衣兜里，又用手按了按，像是在确认这笔钱的分量。他走到仓库门口的水龙头下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冰凉的水让他打了个寒颤，却也驱散了疲惫。
这时，又一辆货车驶了过来，这次是拉家具的。老张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肩膀，眼神又亮了起来，跟着人群走了过去。太阳渐渐升高，阳光照在仓库门口的空地上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这些临时搬运工们，就像城市里的“摆渡人”，用自己的力气，把一件件货物从车上送到仓库，也把日子一点点扛在肩上，往前走。他们没有光鲜的工作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却凭着一股韧劲，在城市的角落里，挣着最踏实的钱，过着最朴素的生活。仓库门口的风来来去去，吹过他们布满老茧的手，吹过他们沾满灰尘的鞋，也吹着他们对每一天简单的期待——明天，能再多搬几箱货，再多挣一点钱。
